第一期"公益法律人"高级研修班之社会转型与公益行动-圣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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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公益法律人"高级研修班之社会转型与公益行动

更新时间:2024-12-21 23:41 发布:2014-05-19 10:09 文章来源：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

文章简介：第一期"公益法律人"高级研修班之社会转型与公益行动【注】本篇由笔者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在尊重周如南老师原话的基础上，在措辞、结构、编排上有所变化，未经周如南老师审核。为促进公益法行动，凝聚公益法律人群体，我们决定发起"公益法律

第一期

【注】本篇由笔者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在尊重周如南老师原话的基础上，在措辞、结构、编排上有所变化，未经周如南老师审核。

为促进公益法行动，凝聚公益法律人群体，我们决定发起"公益法律人"研修班。研修班每年一期，面向全国招生，由主办单位承担研修班全部费用，并为学员免费提供食宿及往返交通费（硬卧）。第一期于2014年4月18、19日在广州举办。

大家下午好，我看了一下我们培训班的讲师，大部分都是我们律师。因为我是来自中山大学的传播与设计学院。我们知道一个公民社会的出现，大概需要三个重要的公民力量。一个就是公益组织，专业NGO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有组织，有策略地持续性地来推动这样一些社会议题。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群就是公民律师群体。但是呢其实我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律师也有很多派啊，我们有死磕派，还有像徐昕老师等非常厉害的，还有一种就是技术派，做一些商业诉讼啊。当然还有勾兑派，三种啊。今天非常重要的就是公益律师。建设的三大支柱的第二大支柱就是NGO。还有一派就是媒体的力量，舆论的力量，非常重要。我记得就是李庄案第一季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讲到李庄案，大家想到的就是媒体还是辩护律师啊。陈有西，是不是啊。大家只知道陈有西，还有一个是高子程，因为它会适用媒体，互联网。因为他有一个陈有西学术网，同时他还有微博账号，大V。我是想说，公益组织，公益律师和公益媒体，中国公民社会出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像刚才我们王律师讲的就是，只是我们律师的死磕是不行的。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是只有一个律师，事实上公民在行动。等下会有一些案例的分享。我今天可能，我看了一下，我是学院派啊，可能更多学理上的分析。

我今天的题目是社会转型与公益行动。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概我们经济发展有目共睹，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社会结构的转型是非常缓慢的，这个转型相对地滞后，这同我们经济发展的高速的张力。我们市场转型完成，社会转型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时代的背景。在这个时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时代特点就是多元的社会。这个框架大家是不是经常见到，这是未来我们的社会架构，是一个三元的主体。首先第一个就是国家，有的时候把它称为政府和国家。那1949年之后，我们知道中国，我们基本上只有这样一个制定的主体。国家包办市场，我们没有市场，叫做计划经济。都是国家包办社会，没有社会。我们都是国家的人，党的人。所以就是总体性国家。那我们改革开放30年，大家都形成了社会的基本共识，就是市场是很重要的一个，尤其是18大报告中写道的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共识，市场在这个资源配置中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基本的常识。但是社会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或是社会止步于社会，是不是这里面的制度主体呢？在今天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共识。或者说意识正在觉醒。就是刚刚发生的，以前我们出了一些问题，经常说这是国家的事情，政府的事儿。或者说用一些市场的方式来解决一些事儿。或者发现市场和政府都会失灵。这时要怎么办，社会必须要自救，包括我们律师，包括我们记者，在其中培育的是一种社会治理。最终我们希望实习的是国家市场社会共荣，这叫多元共治。

但事实上，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学理性的东西，或者是一个理想。但是在中国现实是四维共建的。第一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国家和政府叫做第一部门，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市场。第三部分，我等会儿要展开了讲，关于NGO的一切。但是中国有第四领域，这个图是清华大学岳正其归类的。他所画的中国现实社会的四维空间。第四领域叫做政企不分。我们中国很多问题都在于我们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非常的不清晰。大家觉得原因是什么呢？由于这种党政一体的政治结构。第四领域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直线的盈利。这个叫做权贵资本主义。今天讲的一些概念都是"七不讲"当中的概念，包括舆论监督，包括公民社会。还包括权贵资本主义。他们主要是利用了一些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一些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牟利。这些人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的陷阱，因为，这些人仍然是身居高位，他们正在主导改革的方向。但是他们缺乏改革的动力。大家想想，如果你是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你继续该下去，这个政治将会更加地亲民，法治更加地健全，那这个时候我如何能够浑水摸鱼呢？所以他们缺乏那种改革的动力。但是不幸的是他们还在改革的位子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改革就可能会被他们引入一个不知道哪里的方向去。这是一个从人治的社会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或者说从专制的国家走向民主国家，这种我们认为它走在一条正常的，健康的，线性的道路上。他可能会走向一个陷阱这是今天的现状。所以我们的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转型时代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民生政治。我们大概不愿去讲这些宏大的这样一些政治理念，比如民主啊，宪政啊，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些民生政治。所以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经常讲非常亲民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另一个是维稳政治，民生政治是含情脉脉的、温情的。但是如果你的利益受到损害，你要站出来，做点什么，想成为一个公民。中国现在每年发生的是数以千计的这个群体性事件。而且根据社科院的一个社会学者的调查，每年发生的这些群体性事件80%发生在农村，而农村的这些群体性事件70%是跟土地纠纷是相关的。而且整个中国的这个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社会的燃点越来越低，以前可能会是零星的、个体性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发展啊，这两个是个体化的静坐，大概在2005年，在重庆的钉子户事件，这是最早的公民抗争行动，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这个基本上是公民个体，我的家没有跟房地产商谈判好，那我就拒绝搬迁，后来还有物权法的出台啊。这个房地产商就把他周围的房子的地方挖空了，然后出现一个视觉上的，非常有震撼效果的一个孤零零的房子。但是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公民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微观阶段，哎我们去看，哇，好牛逼啊，最牛钉子户，他还有以死抗争的气魄。没办法，公民面对这样一种商业力量，只能去家里抱着煤气罐，告诉他们不要过来，过来就同归于尽，大概是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处理方法。但是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我记得是从厦门的这个项目开始，这种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直接利益相关者。这些人好像看起来政府没有直接伤害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但是他们全都站起来了，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十万个，开始走向街头，这些一系列的反对的活动，可以看到公民在行动的一种方式。虽然我们的宪法规定我们公民是有这个集会的自由的，但是散步，上街还是可以的。所以他在法律游走的边缘。出现这个非直接利益相关者，那给我们的这个维稳和国家的治理力量带来了什么样的难题。如果你是有直接的利益诉求，那我可以一一击破，但是这么多人来了，那我怎么办？中国的这种逻辑是要找谁？组织者。但是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那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自我控制的人，大家都约好，不约而同，到街上去了。谁是组织者？没有人承认，我只对个体的行为负责，其他的我都不认识，这是一个特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谁是弱者？大家都觉得我们公民多么可怜，但是跟他相对应的另外一方，是维稳方，他们也认为他们时弱者，为什么？公民的这种理性的、和平的，具有这种巨大的震撼力。这些在全球的公民抗争运动当中，不断出现。比较早的是甘地领导的这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有这个缅甸的昂山素际。从法律的角度来将，有些是犯法的。究竟是法更重要，还是社会正义公平更加重要？有的时候他可能是重合的，但是有的时候它产生了一定分离。这需要大家思考的。谁是弱者？在这种维稳的思路和体制下，国家治理当中没有一个人，大家是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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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这个跟你关系不太大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叫做环境公益行动，把我们更多的人卷进来了。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雾霾，讲到雾霾想到北京，上海，广州也有。还有地下水的问题。在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人掀起了互联网的行动，大家随手拍家乡的这个水污染，全国水污染现状的数据图。

还有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干旱。现在是连续四年还是五年，每年都会遇到这个干旱，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是幸运或者是不幸啊。

那面对刚性稳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危机此起彼伏的现状，我们怎么办？公民个体怎么办？或者是国家应该怎么做？我们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迷茫，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这怎么办？很多人会想，这怎么办?当然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有一种可能，未来的中国道路是非常不确定的，有一种可能是回归到一种总体性国家，三个圈，国家、社会、公民。它可能会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在重庆已经是计划经济的雏形。在重庆不准打商业广告，靠政府财政拨款来养着，国家电台，这时候媒体变成党的喉舌。我们的风险在于不确定。所以这样的社会特点，体现在它首先是一个高度经济控制的一个社会，是刚性稳定，因为有大量的国家暴力机器，包括政法系统，包括军队。这个社会一方面是刚性稳定，另一方面是持续的溃疡，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公民，甚至没有人民，他全是臣民。民间是活力丧失的。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的智慧还是有一些的。叫做公民公益的道路，是和平理性的。因为在今天来讲，公益这个概念，官家在讲，民间也在讲，这个是官民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当然在讲公益的时候，他认为我们应该干嘛，来帮我们提供公共服务，来帮我做事儿。这是我们民间在做这个概念，公共利益。那他就包括太多了。所以我们通过公民公益和社会建设的道路来实现一种和平理性的转型。这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有没有可能？有的人会说你们太天真了。这种攻击来自于左边右边，其实最主要的攻击来自最右边。有没有可能呢？我们来看，我们为什么是相信的。叫做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我们只能够去行动来改变。就像我们的律师。都在行动一样。很多人已经觉醒，但他们假装在睡觉。但如果醒了，你必须要行动起来，醒了意味着意识的觉醒，行动才是一个真正的唯一改变世界的方法。很多人的口号和行为是背离的，这是一个现状。我发现很多人都是人格分裂的。这个有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在那个朱熹时代，灭人欲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看到啊，等会儿，像雷闯啊，等等这些人，在社会的另一面，我们看到公民的自我行动和自我组织，所以构建社会的自我推动力使其强大起来。所以我们在讲公益的时候，这个精神正在不断的变化。我小的时候，想到公益，想到的是谁？雷锋。雷锋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啊。我们都会讲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但是一定要写在日记里。其实它和现在讲公益的一个区别是，它是一个政治性口号。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甚至学雷锋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学雷锋运动。我认为在一个公民社会，每个公民有选择不学雷锋的权利。但当时那个时代，每个人必须学雷锋，即使是假装学雷锋。尤其是3月5日的时候，做好事，写日记，今天我扶老奶奶过马路，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的公益不是真心的，所以是形式主义。到敬老院里去，帮老奶奶洗脚。

我们认为今天的公益就是更多的就是要培育一个积极公民，一个公民的养成，这是现代公益精神。公民我认为，他的养成必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叫做共和国国家当中的权利和义务载体。共和国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没有融入共和主义的传统当中。公民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弄假成真。刚才王律师介绍，我们中国的很多法律设立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科学的，甚至是领先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跟他较真，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跟他较真，然后让它变成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所以对于有公民意识的出现，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称为"积极公民"，原意去行动，怎么去做。所以积极公民的概念就是公民主动去寻求和担当公众生活中的责任。它是具有行动的生命主体。公民性非常重要，这是区别公民与暴民。中国的历史是在暴民和臣民之间循环，怎么样可以超越出来。有公民性的这样一些人非常重要。首先体现公民的美和宽容，甚至是对敌人的宽容。我们的阶级斗争意识非常强，对待敌人就是秋风扫落叶般的，对待敌人要冷酷无情。这其实就是一种民粹意识，必须要人为地区分一种我们与他们。宽容精神，还有一些非暴力啊，理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权利意识和参与精神，以及最重要的是开展志愿者行动。

但是公民个体行动，我刚才讲的就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起点，公民出来了，但是它很容易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政治学者讲到的，叫做利维坦。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怪兽。国家其实就是这么一只怪兽，使得每个公民个体，因为它具有公权力，公权力是很容易伤害到我们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有一个托克维尔的人告诉我们，联合，每个人的力量都非常弱小，需要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托克维尔我们很熟，《旧制度与大革命》。他另外一本书叫《论美国的民主》，他这本书的扉页上有几句话，一个人的力量都是弱小的，他们需要联合，才能有力量。这句话不由地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将是全世界。这两句话相似，但背后的差异非常大，马克思背后讲的是阶级斗阵的逻辑，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而这个托克维尔的概念是人的力量，这是人的概念。人需要联合起来，才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些联合有很多种方式，我们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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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方式叫做NGO。我们知道咱们的律师事务所是工商登记对不对。哦，现在是司法，跟工商没有关系。我这个意义上指的NGO，它主要是民政口，当然更多的是没登记的，它们叫做草根NGO。没有什么合法身份的。所以对NGO的概念非常的广，它主要是关注公共利益的一群人。因为中国注册的NGO占全球草根NGO的数量不到10%。大量是民间的一些公民性的行动。NGO进入中国，就有中国的版本。我们把它分成三种，这三种就是未来，推动公民建设的重要的力量。

第一种是这样一种NGO，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NGO是什么意思？是非政府组织，它强调的是非政府性的，和政府有平等性的，是一种协商。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是政府所管理的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一经出示，立即引起关于NGO定义的学者的争论。NGO就是强调它的非政府性，中国居然有政府所管理的非政府组织，没办法。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主要是说什么呢？官方背景非常强的一些，但是看似是民间组织机构。包括工会，共青团，还有什么？妇联，残联。还有各种各样的作协，工商协会等等。看起来都是NGO嘛。当然还包括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些其实在本质上，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是NGO，这就叫做改革存量。另外还有大量的国际NGO，它们主要是在全球浪潮当中，悄悄地潜入到我国，它们也没有合法身份。这些NGO，像十字会啊，乐施会啊，还有全球基金会。包括我们的活动资助方，国际NGO,他们主要是不留名，只要写一个项目汇报，资金捐助者。那么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开始进入到中国，它们主要是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云南。大家觉得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了？是以扶贫的名义进来进行社区建设。然后一直做了好多年，当地政府还允许外国人在我们的地方活动。这时候它就翻阅我们的法律。但是大家知道，关于NGO的法律，大概是三大条例，一是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一个是民办企业管理条例，还有一个是基金会管理条例。这三大条例几乎是八十年代中期设置出来的。但高度敏感，关于涉外的这些办法，我们另行规定，但现在还没有规定出来。是个空白。它们面临的注册的最大问题。中国的这个民政是双重的登记管理办法，首先要找一个挂靠机构。首先是教育类的NGO，我要做乡村教育，必须要找一个相应的业务主管部门去挂靠一下，这个时候去挂靠谁，这时候要找教育局或教育厅，这时候教育厅就会问，你要做什么啊？要做乡村支教，我可以挂靠一下吗？有好处吗？有坏处吗？我要出事了你要担着，这个是风险，要挂靠机构来承担。所以很多就无法开展。

NGO有许多作用，第一个作用是传递社会服务，它背后的一套理论是和公民社会理论不太一样的，叫做第三部门理论，就是政府和市场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第三部门仍然是以非盈利的逻辑来给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它主要是一个关键词是服务。今天我们的政府讲公益或者NGO的时候是做服务的。有很多NGO在做一些行动的时候也确定政府是这个想法，是一个服务中心，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劳动维权中心，现在已经叫劳工服务中心，就可以了，很神奇，对不对。很多NGO忘了它干什么，它真的就成了一个服务性的，这些机构成了一些社工的组织来出现。接受政府的购买服务，给钱。拿政府的钱去做服务，什么都做，养老啊，儿童啊，教育啊，当然也做一些社区维稳的工作，和政府不一样的主体，变成了政府的一部分，或者叫做二政府。

第二个作用是引起公共的讨论和表述。这是背后叫做公共领域的理论。不断涌现一些人讨论议题。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可能不会决定你怎么想，但可以决定你想什么。我们的新闻联播有这样的强大的艺术设计力，它想让你关注薛蛮子，大家都会看到是与非也好，都会围绕这个薛蛮子作为一个对象。那我们怎么能不知是由国家来设置的，我们的公民可以设置，这是NGO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主要是通过政策倡导来实现，当然也可以参与社区的自治，以及培育公民的美德。NGO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除了NGO之外呢，一般我们把自己叫做民间公益组织，而文件当中把它称作社会组织，国家法律当中把他称为民间组织。喻可平在2011年作出一个统计，说中国大概有300万没有登记的社会组织，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多。后来问了他一下，他说我把居委会也算进去了。因为居委会我们知道，它也是三级管理组织，自我运作。官方统计显示，注册的有45万的社会组织和25万的社区组织，每年8%到10%的速度增长。它这句话是在2011年说的。说这句话有个深刻地社会背景，2010年到2012年是发生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所以当时我们的维稳体系也非常想把这些NGO啊一网打尽。这个时候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们的NGO。为什么呢？因为非常多，300多万，所以不要想着要把它们全部清除。喻可平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中央编译局50年只做一件事，马列毛邓三，有些大学生，我们在大学中的思修课，只做一件事，意识形态的生产，在这样的地带产生这样一个人，很难得，这叫做体制内的积极力量。

公益组织的发展，因为时间关系啊，最早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人的NGO，草根阶段。很多NGO听起来名字很大，叫做公益发展中心，然后去看一下，只有一个人，有钱吗？没钱。注册吗？没有。有项目吗？没有。但是就是靠理想，靠信念来支撑。这大概是10年前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正在迅速的发生转变，今天我们谈NGO，大家都在谈公益性。我们很专业的，会做项目，会筹资，这样的效果比一系列的能力建设啊，对于我们这样机构的存在，很多能力都培养起来。但是很多组织出现一个新的趋势，以创新的方式来实现一个社会的改良，因为你只是专业还不够啊，专业意味着你只能提供社会服务，那你怎样来改变这个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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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做好服务，还使社会的制度设计发生一些变化，热衷于创新。在今天NGO界，如果你跟大家开口不谈创新，大家就会觉得你已经落后了。有没有广州的同学前几天参加一个广州的公益创新活动，叫赛广州，每个人都在谈创新改变世界等一系列的。这是公益界的一些粗线条的趋势。当然，它的一些创新方向，体现在，有人叫做行为艺术，我们看到这个雷闯啊，我把他的照片放上来了，有很多点子，等一会儿跟大家分享。有很多的人，有很多公益创新方法，以艺术形式来引起公众的关注。但是我要讲公民倡导策略，不只是一个艺术性的，这只是第一步。一般来讲，做好一个倡导活动，首先需要有一个研究的基础，需要一个社会的增量体，聚焦问题，这是第一步，发现社会问题。第二要有一个公众基础，这是动员能力，或者公众动员的一个过程。第三，要有一个媒体策略，第四，你需要有一个叫做政治机会，或者结构性的政治机会。后面有一个分享，就是我们广州的，他有一个结构性的政治机会，它这个NGO倡导的绿色出行，环保的，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当时正在办亚运会，然后当时的市委书记提出来我们要绿色亚运，低碳环保，但是公民不愿意回应。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策略，我刚才讲的，叫弄假成真，你市长说了，我去回应，给你台阶，配合你表演，送一辆自行车给他，这个具有新闻性或者符号性，加上媒体的一些炒作。这是全民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所以政治机会非常重要。那公益组织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叫做公益集群的一个时代，大家可以注意到，NGO也是弱小的，它们还是需要联合，所以当不同功能的公益组织在一个地域当中密切合作，将要产生规模效应。这个主要是借鉴了经济学当中的集群效应，这么一个概念。这是正在中国公益界或者公益的行动当中的现实，当然我们的律师界也有这样一些联合行动，我们知道平度，当时很多的记者，很多的媒体，很多的律师，都去声援。一个叫做陈宝成的记者被抓。

好，还有在环保领域当中叫做绿色选择联盟的机构，不知道大家有没听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展开这个案例，它是由全国34家环保类的NGO发起的，它主要做一件事情，不断地去评估这些大型的企业，对当地的污染，之后呢，这些媒体曝光，当地NGO不断给政府压力，倒逼这些企业去整改，向公众表态，一个持续性的监督。这是运用了互联网时代一个思维。

但是我这里提醒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讲公民社会的时候，公民社会不等于是NGO，但NGO是公民社会非常重要的主体。事实上，转型社会当中，我们在推动一个公民社会的出现，更多的一些途径，包括公民个体，包括我们的公益媒体，公益律师以及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以及我们的政府部门。

所以公民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以、一，推动参与，任何一个公民通过公民社会参与，卷入进来，它在不断打破中国人关注私人领域的这样一个局面，首先做公益，一个公共领域，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就会进入到跨界合作这样一个时代，和政府、市场合作为主，同时出现了很多策略的联盟。最终我们期待的是通过公民公益这样一个和平理性的道路，第三者道路来推动社会的转型。因为公民公益给公众提供的是参与社会生活的柔性和理性的通道，其次，公民公益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出现。最后，它有利于社会治理机制的一个变化。最后，官民共识正在形成。这是两会当中的一些文件，这个官家对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的这样一些身份，怎么样去承认它的合法性。所以，你会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改善社会治理方式。一定要弄假成真，里应外合，体制内的这些积极力量去联合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公益结构，它其实是这么一个结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包括我们的媒体，这是一个通力合作，上下互动的框架。研究院出台了另外一个框架，我们认为首先做公益的是要推动一个公益行动，包括公民个体行动以及集体行动，同时在行动当中要形成组织化。所以社会成员来要培养这些公益机构，最终也要推导一个公民社会的倡导，实现一个法律法规的变化。最红要形成一个公益文化，这是一个文化核心。最后的一张图是关于公民公益的湿地理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律师需要和公益记者，和我们每一个公民个体以及我们公民个体所组成的公益组织，NGO，集合起来，去实现联盟，最终才能推动社会的一些改变。一个人的力量是小的，一个职业群体的力量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联合，有没有可能？这就是我要讲的，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国家，决定有什么样的公民。但是在转型时代，什么样的公民，将决定未来有什么样的国家。所以从现在开始，从行动开始。

周如南

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法学博士，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研究员, 马丁堂学社社长。研究方向：健康传播，公益传播，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邮箱：zhourun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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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李轩教授
内容审核：圣运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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