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的民间解决之道 | 樊克宁

城中村的民间解决之道 | 樊克宁

按：此为樊克宁记者2006-2007采访写作。是关于我哥最扎实生动的报道。大姐也愿意我们刊出此文章，作为对他周年的纪念。感谢。

一群人与一件事

《城中村的民间解决之道》，一口气写下这个标题，似乎信手拈来。其实我对颜文斗的观察差不多有半年，当我感觉把他和他的朋友们做的事看得比较清楚了的时候，就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这似乎是城中村问题的民间解决之道。

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单独的个体，伙着一群从湖北来广东闯荡的人，各自都有过一些江湖经历，要么在工厂打过工，要么跟着人做事，总之最终心有不甘，不知不觉走到了一起。

这样一群人，又能把被称之为城市“疮疤”、“毒瘤”的城中村怎么样呢？有着强大威权和经济力量的政府使出过十八般武艺，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治理城中村，结果也不过如此。

颜文斗深藏不露。他是这群人的精神领袖，大家管他叫“大哥”。他们的民间身份很是模糊，就颜文斗而言，他在民间搞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又是包租公、搞摄影的、写字的人……从主流角度看，这是一群靠城中村“混”饭吃的人，说好听点叫外来务工人员，说难听点，叫你盲流你也无奈何，这是来自外省的草根阶层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

他和他的伙伴们住在广州棠下村。虽然棠下作为城中村不比石牌资格老，也不比石牌更贴近市中心，但是在扩张规模上比石牌要大得多，而从被铲除的角度而言，机率就比石牌要小。颜文斗认为，棠下城中村是一个至少还要存在30年，或者在改良的过程中永远存在的地方。

广州的政府规划部门测算过，改造一座大型城中村，大约要50个亿左右。政府说过不让房地产商插手城中村改造，而政府自己一时也犯不上趟这池深水。所以，颜文斗基于谋生的动机开始涉足“城中村经济”，美其名曰“新里巷运动”。

从研究五平方米经济生发出来的……

所谓草根，即高度的人民性。一个有思想的草根，谋生不是行为的唯一目的。在交谈中，我发现颜文斗不愿意说“底层”二字，认为这个词汇有居高临下的伪人文味道。他喜欢说“基层”，或许这个词汇可以支撑起他的草根优越感吧。他写过一篇对一间快餐档的经济观察文章，篇名叫《五平方米的经济》。路数有点野——

与一般学院派最大的不同是，那些大学者动辄从国家层面解读经济现象，忙着“预测”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他却是从草根层面，从民间生长的角度，用聊天的语调讲出被普遍忽略的大道理：草根饱，天下好。这其实是更切实际的国家层面。

他在文章中讲了一个故事：从贫困地区农村来的老刘，在城中村租下5平方米小铺面，做起快餐生意之后，生活变得有方向了。他这样评价这件事情的意义：“这就是5平方米的经济——5平方米供给了五口之家的温饱，供给一位老人的晚年，供给两个孩子读书，每天供应50个劳工就餐，还每晚供老刘夫妇就寝。”原来我以为，这个潜于江湖之远的人，是不讲政治的。可是，他却说：“对民营经济宽松，就是讲政治。”他的研究常常会借用一点农民的智慧，又借用一点经济学或社会学的方法，从中总结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道理。

他讥讽高校的经济课程为“屠龙之技”。他告诫他一个亲戚的孩子：大学给你造了一个梦，就是毕业后可以夹着个皮包在天上飞来飞去到处做生意。但是现实会让你从天上摔下来，摔个粉身碎骨。现实中无”龙可杀，也没有那么多经理给你当，还是脚踏实地从基础做起比较好。

颜文斗是湖北宜昌人，读书时学的是渔业养殖，毕业后在老家当过公务员、代理村长和政协委员，还做过商会副会长和民营经济办公室的副主任。他说：“从来没有人说我像干部，我天生就是个人民。”他的自负有时让别人，也让他自己受不了，“县长书记都不如我，确实不如我！”他一走，一直被他轻视的县长就因受贿进了局子，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人民”。

他幸运自己到广州后的一大收获是在思想层面找到了参照物，比如那些写文章的人，那些大学教授，接触多了就知道自己在什么水平上。就好像高手过招，一握手就知道彼此内力如何，自信心就强了。颜文斗在广州城中村住了六年，将城中村形形色色的“五平方米经济”琢磨透了，所以能够在《五平方米的经济》中，把一个小故事讲得不动声色，而且以小见大，力透纸背。这篇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一所国内著名高校把他的草根经济学文章作为教材案例，认为他提供了研究草根人群的新视角。不断有大学教授找他，要安排学生到城中村来跟他“实习”，朋友们以玩笑的口吻说他是“城中村实习部主任”。

他让城中村的一位农民工给大学生“解读”什么是“五平方米的经济”——棠东毓桂大街位于村东一口池塘边，这里的空气中总是飘散着一股烤麦饼的香味，香味把人引到一间小祠堂门前，这里有个用拖车改装的烧饼炉，上有“谢小个子锅盔烧饼档“字样。

老谢是个自来熟。大学生指指他身后的祠堂，问：“租的房子？多少钱一个月？”“1000块。白天就在门口做生意，晚上住在里面。”“做多少天能够把这个房租搞掂？一个礼拜可以吗？”“不行，要做半个月。”“哦，你小车上的广告有点意思，‘不吃是你的错，吃了不来是我的错。‘既然如此，你一天卖多少只饼？”“现在平均160-170个，冬天就多，要翻两倍。”“成本多少？”“一半吧，卖一块赚五毛。”“一个月净赚多少？”“平均3300块吧。”“你家里有多少地？生活怎么样？”“三四亩地，生活一般般。我们两口子在这里赚钱，老人带两个小孩在家，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今年毕业了，都要升学，需要好多钱。”“你们多久寄一次钱回家？”“半个月一次，每次寄1000块。”“帮你算一算，房租1000块，寄回家2000块，剩下300块，只够交费吧？”“是的，所以要拼命做。”“你们很早起来做这个？”“四点半就起来生火，六点揉面，六点半钟就有人出来上班了，就要吃了。”“每天卖得最多的时段是早餐时间？”“不是，是晚上，晚上可以卖到12点，这里的人同我们老家不同，喜欢吃夜宵。”“一年下来搞得到几万块吗？”“搞得到，比家乡好赚多了。”

颜文斗同大学生们算一笔帐：“他两口子，一个月赚3300元，相当于每个人平均1650元的月工资。可是他每天的工作不会低于15个小时，用1650元除以30天，每天工作值55块钱。要是算成小时工资的话，3块6角钱一个钟头，按国家规定8小时来计，一天不到29块钱，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是800块，大概刚刚达到。可是他没有休息呵，没有社保，没有节日，越过节他越忙。”

如果平均以两块饼为一餐，以一个人一天吃两餐计，老谢的这个小“饭堂”每天也解决了四五十个打工者的吃饭问题，其作用相当于工厂的职工食堂，你可以将他看成中国的制造业链条中的一环。假如向他们征收高额税费，不仅会动孩子读书和赡养老人的奶酪，而且会降低制造业的竞争力。“城中村的经济是谋生经济，真正的自由经济，也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颜文斗为这一节城中村经济课作小结。

2012年，颜文斗在黄埔一间公寓 萧云集 攝

城中村里的城市英雄

棠东村某栋房屋顶上，有套额外加盖的房子，这是颜文斗的“斗室”。天台栽满他从垃圾堆拣来的花花草草，一如他本人，不加修饰地疯长。他的交椅是用杉木板钉成的，如果有机会放在美术馆，就是一个装置艺术品。在这里可以遥望远处仿佛插入云端的商住大厦群，他说：“那边是天上宫阙，这边才是人间。”他说：“街道找我，希望我牵头搞模范小区。”他又说：“其实，搞这个事情，真正的开创者不是我，是胡盛华！”颜文斗是个自傲的人，看起来目中无人，但是在他的心里，有老胡这个兄弟。

老胡仪表堂堂，身板高大，一看就是个练家子。他抒发胸臆有两个办法，一是双手剧烈地搏击自己的胸部，嘭嘭作响；二是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由于长期练气功，他唱歌时可使听众鼓膜生痛。颜文斗说：“老胡来广州前五年所受的苦，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钢铁般的意志是练就的。”

老胡动手做一件事情，标准动作是随手撕下一张白纸，在上面快速勾勒实施方案，同时把细节、要求、概算一一标注。又随时可能马上有管理员说什么东西坏了，比如电控锁，他就会抄起螺丝刀当起锁匠。老胡先是代一户业主管理一栋出租屋。这家人是当地原住民，在宅基地上建房子用来出租。可是，原住民对管理没心得，350元一月的租金都租不满，赚不到钱不说，还要有人困守房子。这位东家当然愿意把房子交给老胡代管，因为老胡无论租得出租不出，都要以每套房每月350元的租金，按照100%的入住率付费给东家。老胡接了这栋楼。他们在楼内各层装上了视频监控器，总控室设在一楼管理处。每套房装上了电视线、电话、宽带，配置必要的家具，阳台也用铁丝网罩起来，不让小偷“钓鱼”偷东西，还管住了屋里的人往外丢垃圾。老胡的出租屋整体上档次了，这种水平在棠下是第一家。

接着，他就给房屋加价，把每套房屋从原来的350元，加到五六百元。奇怪的是，别人价格便宜的房子还没租完，他贵的反而全部住满了。颜文斗就乐了。他说：“市场规律通行无阻。好东西就算贵一点，照样好卖，更何况商品的附加值是‘安全’和‘卫生’。”他们的成功，引起了周围屋主的注意，有人在心里打起算盘：自己租屋，每套300元月租，也未必租得满，交给老胡打理，可以收全租，自己还省心。于是，在老胡的周围，一下子就有15户屋主把房子交给他打理。

这正是颜文斗他们预测的效果。他就是要那些原住村民看到“专业管理”的好处，然后逐步实现他们的“新里巷运动”计划。

不过半年时间，也就是2007年元旦过后，当我再次去到棠下上社婆园的那片出租屋时，忽然发现一切都变了：“新里巷运动”付诸实施了：15栋出租屋群连成了片，名字叫“大平安公寓”。屋与屋之间的小巷被封了起来，只留出一个朝向大路的出口，住客要刷卡出入；出口处有个类似宾馆总台的地方，叫做管理办公室，负责出租屋的登记和安排住宿，还统一装了一壁墙的视频监控系统，24小时监控着小区每一个关节点；巷道铺设广场砖，见缝插针搞绿化。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全封闭的治安小区。

这些做法，囊括了颜文斗的“新里巷运动”的大多数要点。现在他们以这个模式托管的出租屋，包括海棠居等等，总共达到50多栋，有1000多套房。

在托管出租屋这件事情上，胡盛华像个前锋，颜文斗则像个中场。前者事必躬亲身体力行，后者则超脱到大而化之的层面。他们两个是搭档，按颜文斗自谦的话来说，胡盛华是开创者，他只是一个诠释者，是一个推手，是在给出租屋的管理做起居注，就是说上升到社会学和经济学层面进行总结，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比如，老胡的片区管理改善了城中村社区环境。颜文斗就说“民间的、自发的、规范的出租屋管理是改良社区环境的纲举目张之举”。他进一步诠释：既然房屋租赁是这里的经济主体，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是这种出租经济造成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将城中村的社会问题看成一个经济问题，通过经济活动达到社会改良的效果。什么是经济的形式？就是依靠民间力量对“城中村”出租屋进行管理方式的创新，实行硬件改造和正规化的精细管理。

再比如，老胡不懈地加强安全和卫生管理。颜文斗就诠释：从本质上说，安全和卫生是一种服务商品，在不安全的社会更是一种稀缺商品，于是我们就提供这种商品，所以我们认为以安全卫生为核心的出租屋管理模式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安全和卫生是人们的基本需要。至于每个房间投资多少、房价的高低都要交给市场来选择。

还比如，老胡对地段差、没阳光、交通不便的房子进行以安全卫生为核心的物业管理，每间房子只加价60元左右。颜文斗就诠释：有人问，你们现在的租客以白领为主，那产业工人住那里，低收入阶层住哪里？通过管理后，人们能承担得起房租吗？我们认为不论房子好歹，都能搞好安全和卫生，其管理模式是一样的。适合高投资的房子，就改造上档次，让收入高点的人来住。条件差的房子就仅仅只在安全和卫生上投资，主要是从合同管理、安全管理和卫生管理上创新。这样，一间房子加60元，是任何人都乐意接受的，即使是低收入阶层也住得起，同时也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虽然从经营上无利可图，但社会意义是明显的。专业管理并不意味着一定是高投入、高房价，也可以是低投入低房价，高中低都要有，要使得各阶层的人都有安全卫生的房住。

胡盛华种植试验田，颜文斗是观察者、设计者和总结者。这就是他们的合作模式。

老胡是八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在秭归的高中教了十年数学和美术。这样的人能够放下身段来做城中村，“我看他就是城市英雄！”颜文斗说。呵呵，很有股“曹操煮酒论英雄”的味道。

2005年的绘新公寓，其居住处为顶上右远处棚屋 长江 摄

从生存角度闪烁的理想之光

因为关注城中村，我认识了一批研究城中村的学者。这些学者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门做理论研究的学院派；另一种是城市规划设计界的实践派。当我把颜文斗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的时候，许多人不以为然，因为颜文斗所研究的城中村经济和实践着的“新里巷运动”，既不能够给GDP作任何贡献，也不能够为自己带来稳定的经济收益。

在我的城中村采访计划中，还有部分调查对象是在城中村落过脚的人，这些人中有的人是成功者，赚了大钱，开了大公司。中间有些人比较有意思，让他们谈成功的威水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讲早期在城中村创业的往事，那就免谈。“上流社会”有自己的面子问题，更有个人的形象忌讳。

在城中村这种地方，“生存”是大多数人的行为原点。像颜文斗他们这样，完全放下“面子”和“形象”，首先把自己彻底“5平方米”化，然后把个人生活同研究兴趣捆绑在一起，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改造社区的理想，在整个中国，恐怕也只有他们这独一份。

事实上，在颜文斗来到广州后的五年间，曾经做过“体面”的事情，比如当过编辑和策划人之类，在文化方面也有建树，当过图片总监，也给人出点子搞策划。本来他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却辞去了文化单位“体面”的工作，把自己搞得精神和物质都很“草根”。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他说“那个分配给我的房子才60多平方，做出租屋能自由挣钱。”又说“这是创造性的工作，是体面的，真正的体面。”

颜文斗在城中村搞试验，不是从大破大立的角度，也不是持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在他眼中，城中村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客观存在，如果人在里面生存得好的话，它就没有理由是不好的。人们之所以认为它不好，是因为人们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此而已。

他说，依存城中村生存的人有三种。一种是原住民，一种是租户，还有一种人，是他和他的朋友这类人，他希望通过为前两者提供好的公共服务产品（本来这主要是政府的事情），让自己生存，也让城中村生存。

他正在为自己的这个“公共服务产品”搞一个廉租屋模范公寓联盟，通过一个比较大的网页，把服务项目都列上去，让打工者在网上找安全又便宜的房子。他想了好几个名称，其中一个叫做“网住天下”。

他这种个性的人做事总是难免有理想主义的东西，比如在某栋出租屋的屋顶搞了个公共厨房，里面有煤气、电、水，还放了所有做菜的配料，谁都可以进去煮。但是他要求房客每煮一次饭，自动往一个瓦罐子里面投一块钱，搞得有点像人民公社。大多数房客总算煞有介事地投币了，这让他的自信增强了几分。他说：“咱这是在楼顶上建设和谐社会。理想主义的明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闪烁着光芒，照耀着我们大家。”

有一回，颜文斗在“海棠居”屋顶天台请我们吃饭，这里也是一栋由他们代管的出租屋。这里的公共厨房刚刚开张，来了好多人。有群人上来就独自占领了整整一桌，“我们在开峰会”，他笑谑地说。这些人都是帮原住民代管出租屋的。他们恭敬地听着他们的“大哥”海天胡地神侃，听他侃着那些听不懂的经济学杂说理论和听得懂的实际操作手段。这些在城中村飘着的人都落到了地面，脚踏实地同他一起做“城中村经济”。

他有一个主观上的故意：明显地想熏陶他们，在文化和思想上想拔高他们。不久前他买了辆最便宜的轿车，他竟然拉着小兄弟们到中山大学的校园里兜了一圈。他告诫小兄弟们每天要做一次“扩胸运动”，就是扩大心胸，不能老是想着赚钱，还要学文化，开眼界，看社会。现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尽量把靠近路边的出租屋代管起来。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向纵深扩展，做成一片片安全小区。这也是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的理想。

颜文斗仍然保持着同文化的联系，最近印了张“城中村工作室”的名片，问这个工作室是干什么的？他说：“工作室是个筐，什么工作都往里面装。最近代理了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尝试做他的经纪人。”“如果我天天做出租屋，我就精神缺钙了，人不能只做一件事情，否则会迅速地狭隘起来。我的一个在员村杀猪的兄弟，经常还和你们报社的记者踢球呢。我会搞搞别的，调剂一下，一个出租点做到一定程度我就不用管。比如我有时上午可能在同中大的教授混，下午又到城中村来做我的这些事。不过他们做的事我也做得了，我的这些事他们不见得做得了。他们一部分人就像服装模特一样，在那个T台走猫步，离开了那个话语圈里，就不会生存了。他们其实比我生存得痛苦。”

他对城中村是有真感情的：“广东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你看即使是城中村，到处都变样了，但是祖宗祠堂谁也不敢拆，风水塘不敢占，正是这种对传统和对祖宗的敬畏，才给我们的心灵保留了可资皈依的一点东西，才在城中村中保留了部分公共空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有一天一个小店开张，请来醒狮队，把青菜和苹果吊在梁上，狮子想着法子去找，我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感觉到精神的温暖和文化的温暖。这些东西，光从表面是找不到的，要住在里面，就能感觉到了，它同人的自由的精神是相通的。

在极端环境中做社区是挑战

无论是“新里巷运动”也好，还是棠下街道领导最近起的新名字“出租屋托管式管理模式”也好，本质上都是“做社区”。在城中村这种极端的地方做社区，比在条件好的地方更具挑战性。这符合颜文斗们的个性。“我们托管的这些出租屋，里面什么人都有，公司小职员、报社记者、快餐店送盒饭的、理发店剃头的、流行歌手、学画画的……我观察他们很久了，发现住在这里的人，多么困难都能活下去。”有一个19岁的技校生，现在独立管理25间出租屋，一个月挣2000元。还有个海归，他爸爸是身家千万的老板，却把他送来城中村做出租屋。

“呵呵，跑来广州城中村插队！”颜文斗说。“城中村是个好地方，从天河公园到车陂，即棠东和棠下两个城中村，有至少15万外来人口，广州大多数所谓白领，所谓成功人士，后来买了高档住宅和轿车的，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城中村这一关，这里是人生的驿站，令人怀念的地方。”

他告诉我说村里原来住了个山东招远县人，挂个牌子叫“平头王”，理一个平头收5块钱。后来，这个人搬出城中村，在街上发廊专门理平头，就升到20块钱了。

他对棠下熟悉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他可以随手指一下告诉你，坐在祠堂里打牌的是本村人，那个匆匆走路的是外来的，“他当然不能打麻将，他是来谋生的，要拼命挣钱。这里人不分贵贱，只有两种人，两种文化，分得很清，但是又互相融合。”他打一个比喻：“这些出租屋就好像是村民的菜地，我们这些帮助管理出租屋的，好比是雇农，而房客就是地里的蔬菜和水果，是一年的收成。这里是农村和城市的过渡带，新旧文化共存的地方。”

路过一间收购旧物的小店，有人从里面扛出一个柜子，说是花了50元买到手。颜文斗说：“这里没有废品，什么东西都不会丢弃，会重新找到地方派上用场，是非常草根的经济，符合循环经济的特点。比如打扫卫生的，他把阴沟里的肥泥掏出来，晒干了，往楼上扛，卖给人家养花。他一个月挣2000元呢。”

“这里是广州生活的另一面。在城中村里生活，你过眼的事很多，知道别人是怎么活的，自己的心态就会从容一点，心胸会更开朗一点；如果老想着幸福这一件事，心就会越来越小，你肯定不可救药。我在这里住惯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果住在那里的话（指着远处的高楼），我肯定不惯了。所以我就琢磨，因为我们是出于生存的动机搞的这个‘新里巷运动’，所以有点改善社会生态的客观效果，就是这样。”

这些都是城中村与一般社区不同的地方，大概都是颜文斗搞“新里巷运动”的思想基础，他非常清楚自己身在什么环境中、做着什么事，为什么人服务，怎样去做才能做成。最近的一天，我同颜文斗站在棠下上社高大的牌坊底下，汹涌的打工者人流迎面而来，感觉就像站在一条正在涨潮的河流中央。他带我逆人流而上，好让我感受他们的年轻和意气风发。“他们都有梦”，他说。这个时间是早上八点，正是“追梦者”们出发上班的时间。

颜文斗在城中村啃馒头、喝番茄汤，边谋生、边思想，自得又自在。但脸上皮肤相当粗糙，这是个不懂得保养的男人。四十岁出头，他的同学们都慢慢过顺了，只有他还在折腾不休。或者这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吧。

头七那天，学人政轩，在其住处最后居住两天，然后收拾，还楼。这里呆过的人有阿兰朱利安、栗宪庭、刘博智、肖萱安等，如杨小彦李公明等偶一来之的朋友更多。现新主装修，此景不再

来源：中国法院网-城中村的民间解决之道 | 樊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