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为病毒“培养皿”的广州城中村，改造起来不容易，广州城中村全面改造

沦为病毒“培养皿”的广州城中村，改造起来不容易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段子：全国人民认为本轮疫情最严重的是广州，广州人民认为最严重的是海珠区，海珠区当局则认为只有康乐村、鹭江村的疫情最严重。

段子归段子，但这次疫情来得如此之猛烈，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从10月下旬开始，广州累计确诊人数持续上升，最高时单日确诊破万。

广州卫健委在疫情防控发布会上直接坦言：“广州正面临着防疫三年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疫情。”

广州疫情

其中，海珠区新增感染人数占比最大，很多新增感染人数都集中在康乐村、鹭江村等城中村。

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海珠区病例激增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气溶胶传播。

什么是气溶胶传播？

直径约为0.1微米的新冠病毒，可附着在尘埃、飞沫上、或是失去水分的飞沫核上，以气溶胶的形式进行“空气传播”。

发言人说：“ 病毒在楼栋密集、巷道狭窄的环境条件下极易造成气溶胶传播。”

简而言之，人口密集、空间狭窄、通风不好的城中村，成为广州这波疫情的重灾区。

病毒的“培养皿”

如果你要问城市里哪个地方最难管控？我想答案肯定是在城中村。

先来看几组数据：

2012年，全国人口密度是147人/平方公里；

2021年，广州人口密度2598.7人/平方公里；

同时期的深圳人口密度8791人/平方公里；

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是摩纳哥，人口密度高达19249.5人/平方公里。

处于这波疫情漩涡中心的康乐村，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超过10万人。

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的城中村，成了病毒的“培养皿”。

10万人挤在一平方公里的空间里，手拖车、三轮车、自行车、电动车把街道挤得满满的，一旦发生疫情，极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大规模传播，管控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根据数据统计，2017年北京有城中村952个，常住人口370万 ，广州有城中村577个，常住人口627万人 ，深圳有城中村286个，常住人口1200万 。

那么，城中村是如何产生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掀起城市化浪潮，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建运动，原先处于城市的乡村土地，因为极高的征收成本和复杂性，村民聚居的内部村庄并没有被征收，没有跟周边土地同步建设，这些村庄开始逐渐被建起的高楼大厦包围，于是变成了“城市里的村庄”，也就是“城中村”。

1978年，中国城市城镇化率为17.9%，到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4.7%，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3亿人，新增6.6亿人口，2021年美国总人口3.32亿，相当在城市里造出了2个美国。

在轰轰烈烈的进城运动中，不是所有人一进城就能在城里买房，需要经过好些年的打拼积累。于是地段好、房租低的城中村，成为很多外来打工人的第一落脚点。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等人做过课题：《破解城中村更新和新市民住房“孪生难题”的联动机制研究——以广州为例》。根据课题组测算，2019年广州城中村建设用地面积相当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80%，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3.3%，其中新市民有429万，占全市新市民的76.7%。

同时，其居民工资水平相当于城市居民的1/2；城中村区域的刑事犯罪占全市的60%，无证建设用地和建筑面积超过50%。

握手楼，昏暗无光，潮湿霉味，遍地垃圾，抬头看不到天空，滋生犯罪——这就是城中村独有的“脏乱差”现象，也是被人诟病之处。

于是，改造城中村被提上日程。

但是，改造城中村，并不容易。

“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

改造城中村是正确的道路，这点是不容置疑的，改造所涉及的利益拉扯，却成为道路上的绊脚石。

除了城中村数量规模大，人口密度大之外，广州城中村还存在违规违建明显、房屋权属复杂的现象，城中村的房屋交易，很多都是私下交易，遇到“改造”政策，往往会影响签约。

此外，宗族关系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笔者曾在某城中村里，看到过三个不同姓的祠堂，广东人重视祠堂文化，单一个祠堂，改造之中如何保留、延续、乃至发扬光大，操作起来都很头大，何况是三个不同姓的祠堂。

虽然一个城中村改造，所消耗的精力、金钱、时间是非常巨大， 却阻挡不了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

“一片房子倒下去，一众村民富起来。”2007年，猎德村在广州率先启动城中村改造。富力地产、合景泰富联合香港新鸿基地产，以46亿元的总地价拿下猎德城中村改造地块。

2009年，猎德村改造建设基本完成，猎德村被标上广州最富土豪村，通过改造的致富神话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网上甚至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嫁给猎德佬，数钱数到老”。

同年，广州出台了第一条城市更新管理办法。

2010年，杨箕、林和村、琶洲村改造的大幕拉开。第二年1月，富力作为唯一举牌者，以4.7亿元底价拍得杨箕村土地出让项目。

2012年，潭村旧改启动，5年后交楼。潭村和杨箕村改造，都在2017年完工，这十年，广州一共成功改造10个村，全面改造的仅占一半。

2017年，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制定的《广州市2017-2019年城市更新土地保障计划》正式印发实施，制定了广州市未来三年，城市更新项目保障供地9.26平方公里的目标。

据相关数据统计，广州在三年里完成106条旧村改造的招商，总投资金额约6329亿元，改造面积约9000公顷。

2020年，广州市住建局透露了未来10年的旧改蓝图。方案显示，截止到2030年，广州计划进行全面改造的城中村达到389条，涉及村域面积543平方公里，已标图建库面积227平方公里，力争实现“村村通地铁、村村学位足、村村大师作”的改造目标。

虽然出了很多利好政策，但“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老三样，依然是广州旧改的绊脚石。

以康乐村鹭江村为例，去年1月被合生创展拿下后一直没有大动作。

这个改造投资总金额高达346.67亿元的项目，早已不在今年旧改计划的年度名单中，也就是今年大概率都不会传来好的消息。

城中村改造，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

打工人的梦想落脚地

城中村是城市化的产物，而中国的城市化离不开外来的务工人员。

黄埔文冲（石化路以西）旧改是广州市2009年首批城中村改造项目，也是黄埔区第一条整体改造的城中村，于2010年正式启动，拆了将近10年。

2005年，李明（化名）从河南来到广州黄埔打工，一待就是15年。在他心里，早把这里当做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因为城中村改造，他不得不又一次“背井离乡”，寻找新的栖息地，但很快就遇到新难题——“房子少，租金又贵”，租金便宜的城中村拆掉之后，要留下只能去租小区楼，于是他搬走了，黄埔成为他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据相关数据统计，广州大部分城中村流动人口数量为本地居民的5-10倍，有些甚至在15倍以上。 很多南下广州的外地打工人，往往把城中村作为广州“淘金梦”的第一站。

广州的城中村，并非只有脏乱差，还有着完整的产业链。

位于白云区太和镇的大源村，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有7000多栋房屋，人口超过16万人，被称为“广州最大的城中村”。

据《广州日报》报道，大源村电商销售量日均400万单，年销售额达600亿元，每天有4000名主播在凌晨下班，为梦想努力打拼着。

东临暨南大学，北靠岗顶，南望黄埔大道的石牌村，在仅有0.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高达10万，是广州市最昂贵的城中村。

“北有中关村，南有石牌村”——石牌村的太平洋数码广场，是华南区域最大的IT产品集散地，数十万IT从业人员聚集与此，立足石牌，放眼全国。

还有这次被网友热议最多的鹭江康乐区域，是广州最大的布匹批发、成衣加工及纺织产业集群。

作为中大布匹商圈产业链的一部分，全国大量的中低端女装成衣，多出自于此。

不管是来自哪里，只要到广州发展，城中村便是闯荡征途上必经的一个站。

这波疫情，把城中村推上了风口浪尖。

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差让城中村受到了不少的批评。在笔者看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若吃喝房租生计解决了，谁愿意为三两碎银挤在暗无天日的握手里，以至于坏了身体，白了头发？

尤其在当下疫情冲击下，底层老百姓更怕的是失业，没有收入，拿什么来养活家人？

广州的城中村与城市是可以共存的，这点甚至可以成为其他一线城市没有的独特优势，关键是如何改造，需要开动脑筋，发挥想象力，结合产业，保障民生，打造干净祥和又不失市井气的城中村，这就是包容的广州。

城中村是底层打工人在城市里最后的栖身之所，撑起了千千万万务工人员在大城市里的家庭生活。要知道，并不是摩天大厦才能代表城市文明。一刀切地推倒城中村，大概率只有房东和开发商获利，对于底层打工人来说，若想继续留在城市里，就要付出更高的生活成本。城中村确实需要改造，但不是所谓的推倒重建，而是向更加人性化的方面去改造。

毕竟在经济放缓、疫情横行的当下，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都值得被生活善待。

多年前我大学刚毕业，在城中村过节之际，和三五个听不懂方言的农民工，一起手捧着盒饭，站在士多店外面看电视，当时我就在想：鄙人正值大好年华，美好未来就从手里的这盒饭开始。现在想想，对于民工兄弟来说，这不正也是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吗？

城中村就像一个梦工厂，尽管现在这个工厂的环境并不友好，却给了所有人平等的造梦机会，它开放，包容，强大，给了老百姓在大城市立足的希望。

资料参考：

南方+新闻：《十年，“清零”！》

广州房叔：《广州旧改的命也太好了》

风云地产界：《富力为十年前旧改“埋单”》

时代财经：《广州城中村旧改：一场“土著”的造富运动，一次租客的大迁徙》

叶裕民 张理政 孙玥 王洁晶：《破解城中村更新和新市民住房“孪生难题”的联动机制研究 ——以广州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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